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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创业者如何实现经营效益最大化
发布时间:2019-11-25

  摘    要: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与经济学中有关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不同,本文将进城创业者的经营行动置放于城镇市场经济中进行理解,认为经营效益最大化的追求来自于社会建构。基于经济场域-经济行动视角分析发现,经营者追求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来自于经济场域的结构要求和行动者的个体诉求。在实践中,经营者理解的经营效益最大化原则和目标并非抽象的表达,而是基于对经济组织运作以及所处场域的认知形成的可操作化的具体行动方案。在市场制度规范、小农文化以及市场经济等结构因素的影响下,处于经济场域中的经营者以“小步快跑”的形式追求具有合法性、稳定性的经济利益,并以此形成了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生意人文化与习性。

  关键词: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进城创业; 经营效益; 效益最大化; 经济行动; 社会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根据日常经济实践的观察,费孝通先生曾细致地向我们展示了街集交易场所中的个体行动逻辑:

  在我们乡土社会中,有专门作贸易活动的街集。各街集时常不在村子里,而在一片空场上,各地的人到这特定的地方,各以“无情”的身份出现。隔壁邻舍大家老远的走上十多里在街集上交换清楚之后,又老远地背回来。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门前是邻舍,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当场算清是陌生人间的行为,不能牵涉其他社会关系的。1

  为什么不辞辛劳甚至增加交易费用而将商品背到集市进行销售,而不是直接在自己家门口将商品脱手给同一消费对象?在费孝通看来,费力的经济行动意欲遮蔽已有的熟人关系,促成交易的完成。从经营者的立场来说,乡土社会中的熟人关系混淆着交易中的经济关系,羁绊着交易过程中的讨价还价,而固定的街集交易场所则提供了陌生人世界的平台。在“生意就是生意”的经济场域中,友谊与爱情这种令人心醉神迷的关系在原则上是被摒弃在外的2。在交易过程中,既然假设双方没有多少沾亲带故的关系,按照商品买卖的流程展开,商品经营者的经济行动能够指向最大化经营效益。

  对于经济场域中的行动者为何要追求最大化经营效益,以及追求什么样的最大化经济效益,不同的理论表达有着不同的观点。在经济分析中,基于经济人的假设,将利益最大化行为作为一基本假定和分析核心3,认定经济行动者的逻辑在于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与经济分析路径不同,其他学科并不认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假定,而将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养成视为“干中学”的过程,如在有关“理性农民”大讨论中,秦晖认为,农民进入市场之后,他们的理性得到提升,心理渐趋成熟,盲目性逐渐弱化,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行动目标所在4。秉持效用论的学者将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建构与经济行动的社会指向相联系,如强调为了家庭发展而在个体经济之中追求经济利益5。高崇将创业和生存联系,通过对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成衣社区的调查发现,进城创业者将创业作为生存策略,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外面赚多一些的钱以满足当前和将来家庭生活的需要。因此,生存原则是他们在生意中的主要竞争逻辑。为了实现多赚钱的目标,他们实践着特定的计算模式和经营方式,包括采用无条件压缩生活开支、使用无偿家庭劳动力、自我剥削和割喉式竞争等办法6。在批判与解构过程中,有学者认为,经营效益与经济利益并不等同,有时即使做到了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经营效益却并非最大化,如“转型交易”模式实践中7,一些经营者运用欺诈等手段获得最大化经济利益,最后整个经济行业陷入萧条困境。
 

进城创业者如何实现经营效益最大化
 

  深入剖析经济行动过程,经济实践中的经营者也的确在以各种策略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与既有解释相结合,看似能够从形式层面赋予经营行动逻辑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从经济实践出发,现实中的经营者并非具有先赋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偏好。以进城创业者为分析对象,他们原有的行动逻辑在于满足家庭生计需求8,从乡村社会走入城镇经济场域之中,他们也在通过不同的形式和手段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如若说是一种习得的理性逻辑,他们又未能按照经济利益最大化假设追求单位范围内的经济效率,实践之中呈现出非理性的形式逻辑。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为了能够深化对进城创业者经营逻辑的认识,本研究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旨在探究经营效益最大化认知的形塑过程9。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将摒弃先验的理解与描述,与经济实践相联系,结合学理性思考,解读已有进城创业经验材料10,基于经济场域-经济行动之间关系的理解,将进城创业者的经营行动置放于所属场域之中来理解,重点探究他们追求经营效益最大化的影响因素以及追求什么样的经营效益最大化。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一方面明确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社会建构过程,理解农民和市场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展现市场经济中进城创业者的动机和态度,揭示他们的经济行动逻辑和行动策略。

  二、经济效益的客观要求与经营效益最大化

  (一)经济场域的结构性要求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自主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2。对于进城创业者而言,处于经济场域之中,经营行动受到市场经济体制、交易情境以及社会结构的约束。经济场域中的诸多约束则构成了经营者的行动规范,主要包括效益要求与角色规范两个方面。在效益要求方面,与计划经济体制不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按照市场机制进行生产要素配置,强调经济效益。特别是对于规模相对较小且缺少国家干预的进城创业者来说,他们的经营行动需要满足市场条件,并且在运作过程中能够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否则,入不敷出以及利益低下的经济组织很难存在与发展。经营者必须对照市场经济中供给-需求规律、支出-收益规律等调整自身的经济行动策略。在操作过程中,注重经济利益成为他们经济行动的首要原则。如在对新诚制衣厂的访谈中,经营者强调经济效益很重要,否则房租水电费支付会受到影响,外面的原料费交不起,再加上人工工资开不出,厂子就要垮掉。如果生产成本较高而收益相对较低,两者之间出现不对等的状况,即成本大于收益。这种入不敷出的局面明显说明经营行动的失败,经济组织则面临着转型或转手的困境。避免经济组织困境的出现,在实践中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则是经营者追求的经济行动目标。在对玉米花糖流动摊贩的访谈中了解到,经营者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经常选择人流量较大的地方。由此可知,经营主体行动受到经济场域中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如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形塑了他们的经济行动,使得他们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下采取多种策略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并以此应对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在角色规范方面,无论是将进城创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手段,经营者处于经营场域中,他们的身份要求其必须努力遵循生意人的角色安排,因为生意人的角色扮演不好将导致诸多不良的后果,轻则致使利润降低,重则将导致生意无法维持,处于亏损的状态。如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若未按照生意人的角色要求自己争取有效的利润,拱手相让相应的利润,则说明该经营者未能扮演好对应的角色。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进行评价,对于交易而言,即使对方在博弈过程中获益,但对于经营者的经济行动并不认同,甚至判断其为差劲的经营者,其创办的经济组织的持续性将受到怀疑。与之相似,在经营者群体之内,如若某个经营者未按照生意人的标准进行角色扮演,比如未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议价,打破原有的经营行规,则该经营者容易遭到业内群体的反对,被孤立或打压等。如在对一固定摊贩的访谈中,他多次讲述了一个同行因为低价竞争而遭到其他同行抵制的现象。在经济场域之中,经营者必须按照“生意人”逻辑出发,将经济行动的目标置放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层面。在包括群体外和群体内的社会认同层面,生意人角色扮演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经济利益目标的实现程度。如果,经营者在生意人的角色扮演中能够很好地获取最大化经济效益,则通常被贴上会做生意或能够将生意做好做大的标签。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扮演生意人角色,不会赚钱,则多被认为不是做生意的料。因此,处于市场经济场域中的经营者为了更好地扮演成功型“生意人”或“老板”的角色,多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经济行动的原则。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运用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2。对于处于市场经济场域之中的经营者而言,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市场经营规范为他们的经济行动提供了必要的行动原则和脚本,并且,在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的效益要求方面和社会角色规范方面的叠加作用下,对于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则是经营者的首要目标。

  (二)经营者的自我诉求

  在研究城乡流动人口进城劳动这一现象时,许多研究者将其经济行动的逻辑定位于生活压力。邓大才以年代为标准,将进城打工的逻辑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中第一代是饥饿逻辑,即打工农民的行为及选择受吃饭、生存目标所左右;第二代是货币逻辑,主要是为钱而打工;第三代是前途,即离农和摆脱农民身份,行为目标是追求终身利益最大化11。化约有关城乡流动人口行动的逻辑表达,大致可以归纳为生存与发展两个方面。对于进城创业者而言,其作为流动人口的子群体,他们的行动目标也定位在生存与发展两个方面。

  在生存方面,作为生意人,经营者将实体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作为自身安身立命的载体,经营好坏自然也就关乎经营者及其所在家庭的安危,等等。特别是对于已经完全失去土地保障的进城创业者来说,他们的生活来源完全依赖于经营渠道。如果经营不善,经济效益则较差,他们的生活来源将会受到直接的影响;相反,如果经营顺利,经济效益则较好,那么他们的生活质量将得到改善,不仅超越原有的农村生活质量,而且还将有助于实现市民化的生活方式,如在获取较多经济利益的状态下可以实现在城市购房,等等。在日常经济实践中,我们观察和访谈的许多个案,从流动摊贩到私营企业主,为了能够实现提高生活质量的目标,他们都将获取经济效益作为实现目标的首要条件,如杂粮煎饼摊的经营者通过获取较好经济效益养活一个大家庭等。对于通过创业的劳动形式来改造传统生活的他们而言,也只能通过追求经营行动的经济利益予以实现。在经济组织的经营过程中,获取的经济利益越大,则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越大,并且目标实现的时空速度越快。因此,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也就成为他们在日常经济实践中的经济行动目标。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在发展方面,进城创业者一方面关注经济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重视创业者自身的发展。在经济组织的发展方面,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稳定性增强、经济组织的规模扩大,等等。在创业者自身发展方面,强调经营者实现社会的向上流动,从农民身份转向市民身份,从一般商贩转向成功商人,从低一层次的社会地位流动到高一层次的社会地位,等等。统观进城创业者关心的发展问题,多是生存问题的延伸。如若说生存问题是经营过程中基本需求的诉求问题,关乎于经营者在内的存在和立足问题,那么发展问题就是经营过程中高层次需求的诉求问题,是经济效益上升到一定阶段之后所出现的诉求。与之相似,发展问题诉求目标的实现仍然需要与组织的经济利益相联系。如在对新诚制衣厂的访谈中,经营者谈到企业中开发部的重要性,但成立设计部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当备足资金150万元的时候,他才开始启动设计部。当经济效益较好时,经济组织规模的扩展以及经营者向上的社会流动可以获得必要的物质资料支撑,并且,物质资料越丰富则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越大。为了实现人生进程中的目标,经营者必须获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而且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成为了经营者的行动意义12。

  由此可见,不同的场域有着不同的结构性约束,致使处于不同场域中的经济行动者有着不同的行动指向。在经济场域之中,经营者的行动指向在于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经济场域的结构性要求。处于创业者的角色地位,经营者必须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设置为经营的行动规范,不然就会出局。从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出发,日常经济实践中的经营者存在着诸多诉求,而这些诉求都与创业组织的经济效益呈现着正相关关系。为了能够更好、更快地实现诸多诉求,他们必须将创业组织的运转作为获取最大化经济利益的手段。由此可见,经济场域中的结构性要求和经营者的自我诉求构建了经济行动者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动机。与经济学中有关行动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不同,我们认为经营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动目标来自于实践过程,是经济场域-经济行动之间的互构结果。从经济行动的实践指向而言,经济利益最大化构成了经营效益最大化的核心内容。

  三、实践操作中的经营效益最大化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在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可以通过缩减经营支出及增加收益的方式予以实现,可与日常经济实践相联系,理论抽象中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很难予以实现。处于城镇市场经济中的经营者受到社会环境的约束,并且在与社会结构的互动下,他们在经济行动之中已经形成了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操作化的经营效益目标13。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其一,市场经济中的制度规范强制性要求经营者必须遵守市场规定。对于经营者来说,他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必须首先满足市场规定。当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与市场规定相冲突时,则只能修改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否则将会受到严格的惩罚。在经济实践中,对于“骗人来钱”的惩罚有正式制度的惩罚,也有非正式制度的惩罚,正式制度的惩罚是市场管理部门开出的罚单等,非正式制度的惩罚有时是身体的规训。如卖玉米花糖的流动摊贩认为小生意想赚多也不容易,但通过骗则可以多赚一些。可是他又强调骗人会经常挨打,尤其骗到不好惹的人了,人家就会揍他。有一次,本来是十五块钱一斤的玉米花糖,他跟别人说是一斤一块五,称好后又说一两一块五,别人不要,他非要别人要,争执起来人家一打电话,来几个人就把他打了。事实上,无论对于坐商还是行商来说,通过欺诈的形式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好比“杀鸡取卵”,可能在短时间内偶然获得较大经济利益,丧失的却是长期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如口碑等。因此,鉴于经济利益的比较,经营者一般会采取合法的经营形式,虽然单位时间内的经济利益有限,但能够保证经济利益的合法性,有利于规避不必要的风险。

  其二,进城农民自身的小农文化影响着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进城创业群体中的摊贩、个体工商户和企业主代表着经营过程的三个阶段。从低阶的摊贩向高阶的企业主转变,不仅意味着投资规模的增加,更代表经济利益的扩大化。在市场经济中,投资规模的增加意味着市场风险的增加,稍有不慎,不仅没有钱可赚,而且连投资的本钱都收不回。面对不确定性的存在,许多进城创业者在经营的过程中宁可抱守着现有的经济收益大小而不愿意向更高阶序迈进。在新诚制衣厂的经验中,经营者曾多次向我们讲述了2006年投资的一个印花厂例子。经营者把整个家当投入到印花厂中,差不多投入了资金80多万。可是由于经营不善又疏于管理,印花厂没多久便垮了,不仅80多万投资没有办法收回,而且后面还拿几十万去填补员工工资空缺,还有辅料费、材料费等,以至于最后向社会高息借款,长期处于困难状况,一直到2011年才有所好转,此次失败的经历使其后来投资谨慎又谨慎。对于规模更小的经营者,如摊贩、个体工商户等,抱守着现有经济利益,虽然不能将生产要素的效益发挥到极致的状态,做到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能够保证生存利益不受干扰,满足生存基本需求等。

  其三,受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和竞争因素影响,为了追求稳定的经济利益,进城经营者放弃了理论中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采取的是在长时间单位内追求经营效益的策略。在新诚制衣厂的经营个案中,经营者为了寻求稳定的合作关系,经常会作出一定的经济利益让渡,如一次谈生意的时候,他说先不要定金,先给对方做一个款,如果这个款做得好,希望继续发单,如果做得不好,对方可以全部不要这个款。在这样的情形下,对方给了他三个款,每个款一千件,但是拿到样板进行核算后发现,基本上没钱赚,当然也不至于亏本,从那以后他们的合作一直持续到我们调查时,从经济效益层面来讲,虽然赚的不多,但是一直都有盈利。相对于短时期经济利益最大化方式来说,长时期经济利益最大化有利于交易双方的互动。对于进城创业的经营者而言,如若进行长期观察,累计利益相对较为可观,并且能够带来其他层面的收益,如口碑等,由此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经济收益,实现了交易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事实上,不仅进城企业主采取的是长线累加的经营策略,前文所述的一些进城经营者采取自我割喉的经营策略,其实质也是采取的长线累加的方式,以此保障经营有收益。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简而言之,在经营者的判断之中,抽象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是一种理想型目标,只能不断趋近,而近乎不可能实现。在解构“收益最大化”的表达时,基于经济场域-经济行动关系的思考,经营者将其操作为在时间和空间层面易于实现的具体目标,即追求具有合法性、稳定性和盈利性的经营目标,形象地概括进城创业者追求经济利益的形式,可谓是“小步快跑”。与经济利益最大化假设下的经济效益相比较,经营者在单位时间内的经营行动并不一定有效益,但是,从整体层面来说,经营行动的效益不仅符合进城创业者自身的条件,并且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从进城创业者的立场出发,经营者在微观世界中的经营效益最大化逻辑产生了别样化的经营效率形式。

  四、经营效益最大化的习性塑造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在经济场域之中,进城创业者以“小步快跑”的形式追求经营效益的最大化。在经济行动逻辑方面,处于城镇市场经济中的他们不仅已经摆脱传统农民的家计逻辑,而且不断转向市场取向的经济行动逻辑,并形成经营效益最大化的习性14。

  (一)从小农逻辑转向生意人逻辑

  在以往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家户生产模式在于满足生计需要,而非对物资的追求15。对此,恰亚诺夫将农民的经济行动逻辑界定为维持劳动和消费的均衡。通过对农民家庭经济活动进行分析,恰亚诺夫发现,家庭消费需求影响着生产能力的开发,当劳动辛苦度与需求满足度相均衡时便确定了其劳动量16。在恰亚诺夫的判断中,农民家庭的经营逻辑在于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而并非获取更高的经营利益8。进入市场之后,市场规则重新塑造了农民的经济行动逻辑。笔者通过对某一村庄经验资料的分析,强调种地农民在市场化价值观的作用下形成了一种抓钱的行动逻辑,通过各种策略获取最大化经营效益17,但这仍然难以脱离劳动-生活均衡的逻辑。相对而言,在市场经济中,农民及农民工的经济行动受传统因素的影响,更多地遵循着历史决定逻辑,而不是经济决定逻辑18。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与之不同,从前文分析可知,即使追求的是一种合法的、稳定的、有盈利的经营效益,进城创业者的逻辑已经发生转变,转向追求超出家计需求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实践中,以收益性利益计算为经济行动导向,不断强调经营效益19。如若强化进城创业逻辑与小农逻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差异方面。在经济逻辑中,满足生计需求是进城创业者经营的基础性目标,但这并不是他们经济行动指向的全部。即使经营收入已经完全能够支撑生计需求,但是他们仍然不会停止经济组织的运转,甚至坚持以“小步快跑”的形式获取经济利益。从已有经验资料来看,无论对于小商小贩还是企业主来说,他们的经营产出已经完全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可以实现“干一天休息两天”,即使单位时间内有限的经营收入也能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需求,而无需“快跑”。与表达相背离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进城创业者已经摆脱了低度生产的状态,走出劳动-消费均衡,以追求经营效益最大化的形式慢慢走向高度生产的状态。进城创业者的具体行动逻辑方面,主要表现在经营者的经济行动已经从考虑生存温饱问题转向经济组织的投入和产出问题,即提升经济行动的效率,怎样在单位时间内产出更多的经济效益。经济实践中,在有限技术的支撑下,低端的经济组织多依靠经营者延长劳动时间来增加经济收益。随着经济组织规模的扩张,进城创业者也在不断走出传统小农的局限,他们追求经营效益最大化的手段也不断理性化,如从自我剥夺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等。

  (二)经营效益最大化的习性策略

  处于经济场域中,结构化的要求和行动者的诉求共同构建了进城创业者的经济行动逻辑。在日常经济实践中,进城创业者以经济利益作驱动,以利益计算为经济行动首要原则,以追求经营效益最大化为准绳,形成一种潜在行为倾向系统14,具体表现在减少经济利益损失和增加经济利益总量等。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在减少经济利益损失方面,进城创业者依赖于经济利益计算的习惯,始终强调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事宜让位于经济组织的经营,保持经济组织的运转。举例来说,作为进城创业者,他们与乡村社会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关系的存在与保持需要经常走动,如礼尚往来。可对于进城创业者而言,正常的礼尚往来经常会影响经济组织的运转,影响到经济收益。对此,除非特别重要的宴会或仪式,许多经营者多采取本人不亲自参加,而礼金悉数送到代礼的形式20。非理性的代礼形式弱化了社会交往,但在经营者看来则维系了既有的经济利益,否则停业一天将不仅不能有经济收益,而且还要贴补房租、门面等费用。在X镇的经验中,许多经营者表示,即使只有一个人也要营业,个人伤风感冒也要打开店门做生意。在经济实践中,维持创业组织的运转是经营者的本职工作,当其他事宜和本职工作相冲突时,经营者会尽量保证本职工作,压缩其他事宜,当本职工作量得到保障时,才能保证有一定的经营收益。

  在增加利益总量方面,经营者尽自己所能,利用多样化的形式条件增加经济收益。根据经验资料来看,只要能够有助于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都能成为经营者的策略,如有的经营者在产品方面做文章、有的经营者延长劳动时间、有的经营者在经营形式方面进行改变。例如,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面对消费者压低价格的情境,经营者会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应对,最终只要在利润(有经济收益)范围之内,经营者往往都能够接受。在他们看来,有时候虽然利益很小,但可以实现“薄利多销”,实现经济总量的增加。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基于客观事实进行判断,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经营效益支配着经济行动的形式和内容,显着构成进城创业者的经营逻辑及生意人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经营者追求经营效益的策略给予我们的印象是“精明”的表现,以至于“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商人是敲竹杠的,是寡情无义之徒。他们斤斤计较,重钱不重情。不要说大家闺秀,连乡村姑娘也不愿嫁给做生意的人”21。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当我们面对理性的“生意人”时总是时刻保持警惕,在商品的质量方面“挑三拣四”,在商品的价格方面“讨价还价”,等等。

  简而言之,在经济场域和经营者双向度的共同作用下,并最终在强化认知和行动实践的状态下形塑了进城创业者的经营习性。与传统文化中的小农经营逻辑相比较,进城创业者的经营逻辑已经摆脱低度生产逻辑,转向高度生产逻辑,即在约束性条件下尽自己最大所能将各类生产要素配置到最优状态,实现经济总量增长。经济实践中的经营观念和策略也构成了进城创业者的经营之道和生意人文化。

  五、结论与讨论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在社会科学中,有关经济行动逻辑的探讨已经成为诸多学科中的经典命题。基于不同的预设,不同的学科对于个体的经济行动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如在经济学的视野中,从亚当·斯密开始,基于“经济人”的假设,追求利益最大化便被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动机和目标。与经济学的视野不同,在经济行动意义的指引下,社会学者认为,具有“传统主义”的行动个体“并不追求得到的最多,只追求为得到够用的而付出的最少”4。将理论争议置放于日常经济生活中时,有关农民经济行动逻辑的研究则形成了不同的阵营,如信奉利益最大化的舒尔茨、波普金等,主张劳动-消费均衡的恰亚诺夫、黄宗智,等等。没有达成共识的争议在本土社会中仍然得以延续,并且目前仍然未有定论,甚至愈演愈烈,形成了诸如商品化小农、社会化小农等表达形式。如何理解当前农民的经济行动逻辑,特别是进城创业者的经营逻辑,我们有必要借用“社会学想象力”的思维形式,对日益分化的农民群体进行分类讨论,并且需要将不同形式的经济行动与其所处的情境相联系。将进城创业经营者的经济行动置放于市场经济场域之中,从“生意人”的视角进行理解。我们不同意社会学纯粹的非经济分析,但也不同意经济学中有关经济行动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而认为经营者追求经营效益最大化的行动目标来自于实践过程,是经济场域-经济行动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如若从经济行动主体立场而言,他们的经济行动表现也是经济场域结构的客观体现。在经济场域之中,经济行动者受制于市场模式和“生意人”身份等,塑造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目标。对于长期处于经济场域结构之中的经营者而言,他们的经济行动不仅呈现出经济计算的程式化,而且逐渐形成具有生意人特性的文化与习性。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对于进城创业者而言,从农耕经济场域进入商品经济场域,他们的经济行动也随之发生改变,逐渐调整为适合市场经济场景的经济行动,即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8。从经济实践来看,进城创业者在经营过程中以各种策略实践着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动原则,并且给他们带来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收益。尤其在和同类群体中的其他子群体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进城创业者有着较高的经济资本存量。但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也可知道,他们所拥有的较高经济总量并非按照纯粹经济理性的经营行动逻辑进行演绎。在经营过程中,受限于主客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他们并非能够在一次交易中获取最大化经营效益,因此,多数经营者放弃“一口吃个胖子”的经济行动形式,而是采取“化整为零”“小步快跑”的利益累加形式。反观经济实践中个体经济现象,进城创业者的经济行动单位内虽效率不高,但是通过各种策略增加经济收益,使得经济总量总是保持在增加的状态,最终做到了经营效益最大化。事实上,也正是在经济总量持续增加的状态下,做实了本土社会中繁盛的个体经济现象。

香港棋牌游戏捕鱼   简而言之,与外在群体对进城创业以及个体经济的想象不同,我们的研究发现,进城创业者以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以经济计算理性为经济行动原则,通过“小步快跑”的形式增加整体经济收益量。

  注释

  1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2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3在贝克尔看来,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具体可参见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4参见秦晖:《传统与当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也谈所谓“农民理性”问题》(《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
  5参见刘英、盛学文、秦士友:《个体经营对家庭的影响——对十九个个体户家庭的调查》(《社会学通讯》,1984年第5期)。
  6参见高崇:《生存理性主导下的创业实践——以广州城乡结合部的成衣社区为例》(《思想战线》,2005年第6期)。
  7参见王水雄:《有效的信誉机制为何建立不起来?》(刘世定主编:《经济社会学研究》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8参见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5页)。
  9根据已有研究的有益启示,经营效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社会利益等。对于经营效益中社会利益问题的探究,已有学者从社会结构视角开展了多项研究。在本研究中,笔者侧重于探究经营效益的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在此笔者有一个观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动逻辑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结果。
  10本研究所运用的经验材料来源于有关进城创业组织的经营状况调查,调查地域散布于全国各地,涉及到各类城市与乡镇,访谈对象主要涉及进城摊贩、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等。
  11参见邓大才:《农民打工:动机与行为逻辑——劳动力社会化的动机-行为分析框架》(《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
  12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3在吉登斯看来,结构是组织起来的一系列规则和资源。具体可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
  14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15同,第124页。
  16参见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17参见陈文超、陈雯:《种地农民抓钱的行动逻辑——以河村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8参见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19同(12),第159页。
  20有时距离相对较近,他们会采取当天上午生意结束之后再去参加相关宴会,以至于往往是最后到场,甚至有时候会拖后宴会开始时间。
  21参见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0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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